流动与互惠：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生计互嵌结构的生成
韩宜铮 马成明
（韩宜铮，博士、禁漫天堂app
讲师；马成明，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要：新疆天山北部的泉村作为一个在长期历史互动中形成的多民族村落，在土地经营策略调整与转型的背景下，融入市场化经济体系中，进而生成了多民族互惠共生的生计互嵌结构。泉村的劳动互惠实践表明，市场对传统乡土关系的重新整合，激活了村庄内部的互助传统和集体观念，形成了具有种养结合的生计合作、互惠式用工结构以及小组协作市场化分工等特征，呈现出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状态的民族关系。泉村互嵌式生计结构的生成，是国家在场下以劳动团结为核心的各民族互惠共生，也是各民族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体现。梳理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互惠互助机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关键词：生计互嵌；互惠共生；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1问题的提出
在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农业经营基础与生产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当前，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以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规模化经营模式开展得如火如荼。以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逐渐取代个体小农的家庭经营，构建起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经营方式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使原本自耕的小生产者逐渐将经营权让渡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以及在农业部门内部流动”［1］。推动了“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历史转向［2］。社会学、人类学的村落研究表明，当面对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时，频繁的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物质流动会对传统村庄的“熟人结构”形成冲击，导致村庄内部的共同体结构瓦解［3］。在资本化经营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化会加速村庄的个体化趋势，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对村落共同体的维系作用愈发不明显［4］［5］125。在市场和人口流动的不断推进下，村落共同体终将走向终结［6］。然而，从外部分析资本与村落共同体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过度放大了外部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以及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冲击，却忽视了国家在场以及村庄长期形成的互惠共生传统和集体观念，在资本化农业转型中所发挥的结构性作用。这种结构性力量能够使流动的个体重新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当中［7］，进而维护村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8］。各民族之间在经济互补、社会互助、文化互鉴、空间互构、文化互认中形成了和谐的民族关系，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基础［9］［10］。其中，各民族因资源禀赋各有特点，在生计互嵌中表现出明显的族际互惠与共生。
已有研究从生发论视角充分论证，各民族长期广泛的互惠共生，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并且，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是在长期的历史互动中形成的，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11］201。北方地区，农区民族从事耕种需要牧区提供畜力、牛羊肉等；牧区民族的生活也需要农区的丝织品和茶叶［12］25。西南地区，以灌溉农业为生的农区民族，与采取刀耕火种、狩猎为生的山地民族，因生产方式不同，同样需要进行产品交换［13］。云南地区农场职工与少数民族个体在资源和观念上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形成了经济互补［14］28。新疆天山北部汉族、回族农民生产的粮食、蔬菜和手工制品满足了哈萨克族与蒙古族牧民的需求，哈萨克族与蒙古族牧民则利用自身畜牧优势给汉族农民代牧牲畜。汉族、回族农民与哈萨克族、蒙古族牧民形成了基于生计传统的分工合作［15］。甘肃、青海等农牧交错带，呈现出“各民族在有机结合的农牧经济结合活动中展开经济交往，推动交往交流民族关系发展”的态势［16］。
然而，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在市场、资本的冲击下，“封闭的乡土社会构造与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之间”［17］产生了矛盾。市场的力量“能够在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消解共同体，以便将劳动者和土地孤立出来，成为以价格为表现形式的生产要素”［18］27-41。同时，资本、人口、物质及信息的频繁流动也将重构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传统和空间关系［19］。面对这种结构性转型，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在城市社会，关注离土离乡的少数民族群体与城市社区的互动与融入情况［20］［21］。而对转型期传统乡土社会内部各民族产生的自发性互动、互惠实践，以及国家、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互嵌结构的形塑作用缺乏关注。
面对转型时期的断裂与延续，本文以新疆北部的一个多民族村落——泉村为案例，探究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资本化的经营方式是如何冲击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各民族又是怎样将历史上形成的互惠交融的关系，转化为现代市场中的经济协作，进而生成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的互嵌式生计结构的。围绕以上研究问题，笔者多次前往新疆天山北部W县、H镇以及泉村展开参与式观察与田野调查，跟随关键信息提供者参与为期两周的流动务工活动，深入体验劳动过程。围绕泉村，调查了一个典型合作社，访谈了各族农牧民群众34名；合作社负责人12名，种植大户5名，工头4名①。经调查发现，市场化的农业经营体系中，传统的互助观念与集体意识得到延续，离土不离乡的各族群众形成了有序的劳动分工与组织化的互惠合作关系。正是各民族嵌入乡土社会的分工合作、互利互惠的社会关系，有效弥合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割裂。
02生计转型：
资本与村落共同体的互动
泉村位于新疆天山北部W县东南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缘，是一个以汉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为主的多民族村落。现有户籍人口1671人，625户。常住人口364人，158户。其中男性874人，女性797人。汉族903人，占总人口数的54%；回族453人，占总人口数的27%；蒙古族180人，占总人口数的11%；哈萨克族121人，占总人口数的7%。还有少量维吾尔族、锡伯族、保安族、东乡族。村庄现有耕地面积13658亩，农区位于博尔塔拉河中游山前冲积平原上，具有良好的灌溉条件，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食葵为主。牧区位于天山北支阿拉套山下，以放养牛、羊、马为主，现有牛195头，羊490只，牧民大多仍采用传统游牧方式。2006年开始，泉村开展外出劳务创收，鼓励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参与人员主要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2018年之后，外来资本进入泉村流转土地，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开始让位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原本大量以农业为生的人口开始出现频繁流动。
通过对2021—2022年泉村流动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见图1），在户籍人口中，流出人口有1303人，占户籍总人数的78%。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占比50.8%，女性占比49.2%，更多妇女开始向外流动。从民族分布看，泉村流出比重最高的三个民族分别是汉族、回族和蒙古族，这与各民族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情况相关。从年龄分布看，36—69岁中年群体的外流所占比重最大，显示出原本以务农为生的中年农民正逐渐向外流动，这与过去以青年群体为主的流动有着显著区别。从流出的事由分布看，外出务工人数占比最大。从流出地的分布看，流向省外的占比只有5.4%，而大量的人口流向了县内。这说明泉村的人口流动是低度的流动，流动的半径集中在县域内。通过对泉村流出人口的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加速了泉村生计方式的转型，满足了各族农民“外出‘找钱’的利益追求，也是顺利完成农业集约化、规模化转型的重要途径”［22］。
（一）多民族的互助传统
传统村庄内部经过长期的日常交往和互动，形成了熟人社会村庄的公共秩序。集中体现在以人情关系为核心的互助传统上，它是“建立在农民公共利益之上的整体性社会交往规范，也是农民日常生活与农业生产的参考标准”［23］93。国家在场下，这种互惠传统上升为“集体伦理观念”［24］成为各民族互惠行动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设。不同民族因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超越了族际边界，形成相互接触、交融的生产团结局面。
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 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指示》，第一批移民开始从内地奔赴泉村，支援新疆农业建设。这批移民主要是来自甘肃、陕西、青海的汉族、回族。泉村过去是一个纯牧区，居民以蒙古族、哈萨克族为主，以放牧为生，缺乏农业生产技能。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之后，“各族群众感受到合作的好处，积极要求组织起来统一安排干活”［25］173。为提高农业产量，内地来的汉族和回族向蒙古族、哈萨克族传授小麦，蔬菜的种植技术。随后汉族、回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一同修建水利设施，加盖房屋，开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共同家园的征程。
我是出生在河南，现在除了河南口音之外，无论是行为还是生活习惯，现在已经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了。有时候还能说些不同民族的话。我已经50多岁了，是从小生活在新疆的，我们这一代大多是来新疆“拓荒”的第二代。我爸爸从内地来到这里后，这里的少数民族给了热情的接待，管吃管住，可以说是倾尽所有！尤其是蒙古族对投奔来的人，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同等对待，可以说是当时就结亲了！他们来这里的时候，这里几乎全都是荒地，没有房子，只有地窝子，几乎前面全是蒙古族他们先收留照顾的，后来才开始垦荒，建地窝子。那时的冬天多冷啊，青格力一家把自己家的地窝子腾出来，就挤在地窝子里，然后一起建地窝子，开垦荒地，真正的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互助合作为特征的劳动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各族农民在“家庭内部和农民之间形成了合作关系”［23］84。村庄内的合作关系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用工成本，解决了家庭经营之后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春耕、秋收等农事活动中，泉村形成了一套村庄内部的用工体系。在互助劳动中，各民族共同参与分工，不仅形成了经济联系，还促进了文化上的互动。
过去还没有打工给钱，大家都是你帮我我帮你。收庄稼就像过年，大家要早早地起来。女人们把自己做饭的最好方面展示出来，回族的炸馍馍、馓子，蒙古族炖羊肉，我们下面条。男人们上地，掰包谷，往机子里撂。下地了大家都在一起吃饭。干活是很热闹的，一到秋天大家都是在问，今天去给谁家谝（换）工。大家干着说着，村上人来人往的。
封闭村庄中延续的互助合作模式，以熟人社会的道义原则和集体主义伦理为基础。这种合作规则内嵌于村庄内部，“构成农民合作的行动基础，并抑制合作中不规范的行为，从而维系生产活动中的低成本、长期性和有效性”［23］91。
（二）资本下乡进入泉村
2018年以前，泉村已经开始出现承包大户，承包面积在100亩到200亩之间，每亩地承包费在100元到400元之间。这些大户大多是本村少数富裕农民和部分中等收入农民，他们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开始逐渐扩大规模。2018年，本村富裕农民秦某结识了四川、陕西的食葵种植老板，邀请这些食葵种植老板到泉村投资，拉开了资本经营的序幕。当年，本地大户与外地老板承包的规模占总面积的17%，承包比重不算太大。但种植食葵这件事验证了泉村有适合种植食葵的气候条件，并且可以获得一定收益。2021年，XN合作社以本地农业发展公司为依托进入泉村开展超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由最初流转的6 238亩发展到11058亩，流转面积占总面积的81%，泉村也实现了整村流转。
2021年至2023年，泉村的土地流转价格也由每亩650—850元，增长到每亩1510—1776元，以大规模种植食葵为主（见表1）。而食葵作为一种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作物，属于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的作物。尤其在采收过程中需要全部使用人工完成。这就导致外来资本进入泉村规模化种植食葵时，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本地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农业雇工。
（三）村落共同体的消弭
马克思认为，资本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会凭借其主体性地位改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26］。在这种逻辑下，资本会改造传统生产经验的内外部条件，达到适合资本化生产的需要。为适应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经营会将农民之间以‘人情’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改造为以‘交易’为核心的市场关系”［27］。农民的行动在资本逻辑下也逐渐脱离传统熟人社会的道义期待，发展成以经济理性为秩序的逐利行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启规模化土地经营之后，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需要大量雇佣劳动力。原本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户逐渐脱离农业生产，涌入劳动力市场，成为季节性农业雇工。经营策略的短期调整使得雇工需求增长，泉村的高工价也不断吸引原本自耕的小农户进入雇佣市场。2020年XN合作社进入泉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泉村代表性雇工项目“割食葵”，工价由每亩40元飙升至每亩80元，最高甚至达到了每亩100元（见表2）。以泉村每个劳动力平均每天的劳动量5.5亩，每亩最高工价100元计算，一天的劳动工资就可达到550元，个别农民的日工资可以达到700元。
从农业中脱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在流动过程中，资本也会不断寻觅廉价劳动力，这就导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个体农民大多处于竞争状态。
我们按亩算的工，没人会帮你。割食葵也是，你干得多，拿得多，人家就是干完了躺在那睡觉也不管你。就好比今年她们接毛管，领队的就带着人接毛管，她们就是分好的，五十个毛管，有五个人接，一个人平均接几个，你把这几个接完就可以走下一道管，刚好五个人是五十个，一个人接十个。最慢的人刚开始差人家一个两个，最后她越来越慢，累计的越来越多，没有想和这样的人一起干。
资本化经营条件下，村庄内部传统的道义合作与互助行动受到了冲击。生产中的互助合作被市场化的雇佣关系取代。农民的道义行动更趋向家庭内部，在雇佣市场的竞争焦虑中，家庭经济理性被放大，个体行动也逐渐以追求小家庭利益为导向。
03互惠共生：
村民的市场分工与组织化结构
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与资本的冲击导致村庄传统生计方式与乡土社会出现断裂。大量劳动力外流，使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处于变动和失序状态，农民的行动更趋于以“自我”为核心的分散状态。泉村在从小规模的家庭生产向现代化规模经营的有序转型过程中，村落共同体受到了市场化的冲击。同时，专业化的农业生产需要更加精细化的分工合作，也更需要一支能够保障规模化生产的稳定用工队伍。这就对之前单打独斗的分散个体农民提出了要求。但是，村落并没有走向终结，“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28］95。面对市场化竞争，泉村各民族继承并延续了以往互惠合作的传统，发展出各民族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内部保护性结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化竞争下经济理性的过度增长。
（一）“种养结合”的生计合作
市场化经营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会激发个体之间的相互竞争。然而，在“广泛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和政治共享中，各民族在竞争中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难以割裂的民族关系”［29］。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各民族在经济层面开展合作。泉村找到了农业现代化发展下“种养结合”的市场化分工模式，各民族通过合作发展，在转型时期实现了相互支持。为打破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泉村鼓励农民养牛羊，推出种植业和畜牧业相互促进、交错发展的模式。泉村的蒙古族、哈萨克族有着丰富的畜牧业经验。但在过去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下，畜牧业的发展并不突出。农业转型后，大量农民从传统农业领域退出，为寻找新的生计方式，投入到畜牧业生产中。由于汉族、回族农民对畜牧业养殖缺乏经验，而蒙古族、哈萨克族牧民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各民族在生计层面构建起分工合作模式。
今年家里的地都包出去了，村里好多人开始养牛养羊了。我们家也买了两头牛，和通古路家合伙在南山上放。我们不会放，而且就两头牛，不好放，人家都是几百只牛羊的。我们的两头牛就混在他家里的牛羊里，他一起帮忙放。
蒙古族牧民帮助汉族、回族农民发展畜牧业，而汉族、回族农民则为蒙古族牧民提供草料和资金支持。泉村的绝大部分土地为耕地，牧场离村庄很远。随着公路的拓宽，原本牧民转场的牧道逐渐消失，这给本地牧民的转场带来困难。牧民赶着大量牛羊转场时，踩踏农民耕地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也是过去造成农牧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农业现代化转型后，在村民代表大会的建议下，村委会规定：外来资本流转本村耕地后，秋收之后的玉米秸秆、小麦秸秆归本地村民所有，村民收割后统一提供给本村牧民，作为冬季草料。此外，流转的土地也必须要按时完成收获，为牧民转场留出通道。同时，随着经济作物打瓜的种植，秋季打瓜成熟后，允许牛羊进入耕地放牧。一方面，便于打瓜收获。打瓜收获不需要根茎和草叶，牛羊啃食过后，采收更方便。另一方面，也为牛羊提供了草场。打瓜果实外皮坚硬，牛羊难以啃烂，但其茎叶茂盛，为牛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草场，实现了种养结合。
（二）“带工+村民”的组织化结构
农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规模化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超小农农场，雇佣劳动力是维持农业生产的必要手段［1］93。要适应现代化农业生产并提高生产效率，必须拥有一支数量充足、劳动效率高且劳动技能扎实的用工队伍。过去，泉村从农业自耕中脱离出来小农户，以分散式的单打独斗的方式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还在内部引发恶性竞争。在这种危机下，泉村的各族农民自发形成了“带工+村民”的组织化用工结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个体经济理性的扩张。在集体主义伦理观念影响下，村庄内部形成了互助合作、共享劳动、共得收益，齐心共建美好家园。
传统的“工头+村民”结构中，工头身兼管理者、价格沟通者以及团队组织者数职，在劳动者报酬中抽取提成。在经济理性的刺激下，部分工头可能会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与之不同的是，泉村形成的“带工+村民”的组织结构，成员自发聚合成一个无书面契约的组织。带工是从原先的散工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掌握了较多的劳动信息资源。他们通过微信建群的方式，将原先的散工组织起来，负责信息的沟通与团队的组织。基于传统村社的合作伦理，带工不参与雇工团队的抽成，所得利益与团队成员平分。团队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共同完成规定任务。
反正有好几次，我很不舒服，不想出去干活。可是他们拉我出去，说：你不能干，我干掉你的事，钱一样分。我去了之后，他们也帮了我很多。你知道吗？那天我干了570（元）。反正我干的事情不会比他们多。可是他们会带上我，我们是团结在一起。
同时，在这种结构吸纳了一定的老年群体，为这些群体提供了一定的劳动机会。带工秉持着村落中传统的集体观念，为团体争取更多的利益。
我们队上今年王银之她们就说了，给老板说接我们村上的毛管不能找外面的人来干。你们包上我们村上的地，就要给我们提供机会。我们村干活的几帮子就说明年要和老板签合同，落实在字面上，村上的人必须把这么多地接完，一亩地多少钱，你不能让外来团队介入。
泉村形成的组织结构源于传统村庄集体公共秩序，即“乡村共同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习俗要求经营者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遵循隐形的社会合约”［30］。这种隐形的集体观念，促使资本主体需适时为村民提供公益保障。正是这种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化用工模式的竞争焦虑，维护了村落共同体的稳定。
（三）小组协作的市场化分工
在组织化用工模式下，泉村形成了小组之间的分工协作，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泉村的雇工主要分为长期工和短期工。长期工又分为“二老板”和代管户。参与入股合作社的本村农民，被本地人称为“二老板”，是土地经营的主要负责者。“二老板”对上负责与合作社沟通，对接种植全过程。对下负责管理代管户，并对代管户的管理效果进行评价。代管户是不参与入股的田间管理者，工资为“基本工资+提成”。长期工为合同制，雇工与雇主签订一年的劳动合同，工资按月发放，主要从事灌溉、施肥、田间管理等农活，也负责招募短工，多为汉族、回族的中年男性。短期工为零工，雇工加入不同的劳动小组，由带工和雇工口头沟通，工资日结，主要从事间苗、拔草、接滴灌、割食葵、抽天花等农活，多为汉族、回族、蒙古族的中老年女性。长期工与短期工之间保持着长期合作的关系，代管户会寻找村上可靠的带工，带领劳动小组完成规定的劳动任务。种养结合的生计合作中，汉族、回族长期工多依靠蒙古族男性牧民代为放牧。所以，在短期工的招募过程中，长期工也较多考虑蒙古族妇女。在这样的互利型分工合作中，汉族、回族代管户统一管理经营土地，蒙古族牧民则帮助汉族、回族农民代放牧。汉族、回族代管户又依靠蒙古族、汉族等劳动小组完成田间劳作。尤其是用工紧张时，这些劳动小组为规模化农业生产提供稳定、高效的用工队伍。各民族在协同合作中相互接触，相互依存，昭示着各民族相互离不开，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图景。
04结论与启示
民族地区从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化有序转型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更涵盖各民族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对矛盾的调适与转变。本文通过对泉村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田野观察，阐释了边疆一个多民族村落如何跨越族群边界，在劳动团结中生成生计互嵌结构的过程。泉村各民族相互依存、互惠共生的生计互嵌格局的形成，并非主要源于市场化过程中对利润的追逐，而在于各民族在历史互动中形成的互惠共生经验，以及信任包容等态度［31］。这种文化根源，体现为各民族作为集体成员，在日常生活与生计劳动中共同遵守的整体性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推动族际之间以共创美好生活为目标，实现彼此之间的合作。泉村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本引发的群体恶性竞争以及个人主义的蔓延，维护了村落共同体的稳定。泉村在多民族的互助传统与集体观念的共同支撑下，通过“种养结合”的生计合作，互惠式的用工组织与小组协作的劳动分工，实现了劳动团结，并促使民族关系的发展更为紧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促进各民族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为一体。”［8］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各民族互嵌的社区环境正在加速构建。为深入探究各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历程，挖掘潜藏在各民族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生活机制至关重要。这些具象化的行为实践，通过日常的行为活动，转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实践，生动且具体地展示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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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刊发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